李春光在大学里入了党，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在省委秘书处当上了一名秘书。
他在大学里谈了一个对象，和他同岁，也是老三届的。
对象的家就在省城，毕业后分配到本市的晚报社当编辑。
因为年龄都不小了，他们毕业后就结了婚，并很快生了一个女儿，形成了一个温馨的小家。
这天早饭后，李春光按时到省委办公大楼上班。
他手里提着酱石色公包，步伐稳健自信，正值仲春，阳光温暖明丽，树展新叶，鸟唱新歌，车辆来往如梭，人流进退如潮，一派新的气象。
他心里鼓满春风，眼里微微含笑，为国家能获得新的生机而欢欣。
他上身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风纪扣儿扣着。
下面穿深灰色的裤子，裤线可见。
脚上的皮鞋也擦得很亮。
他比在采石场时略胖了一点，面部轮廓更加分明，透出一个成熟男子的刚毅和持重。
他的贫苦出身，他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受到的高等教育，使他在思想、人生经验、道德修养、知识积累、业务能力等各方面，逐渐完善起来。
由于谦虚谨慎和自身的主动调节，他和外界社会不断取得和谐和新的平衡。
他读的是中系，从事的又是秘书工作，他用他的笔不止一次地为省委的高层领导起草过大会讲话或工作报告，他开始代高级领导人立言，间接地担负起治理这个有着八千万人口大省的一部分责任。
他时时意识到这个责任的分量，工作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懈怠。
来到有解放军战士站岗的省委大门口，李春光向战士点点头，刚要走进去，又不由地停下了。
门口聚集着许多各地来的上访人员。
这些上访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还有坐着轮椅来的截瘫矿工。
他们或坐或立，或横躺在厚重的铁篱门下，或跪在门口的通道上。
有一个面南而跪的中年妇女，上身直立，身前身后披着状纸缝制的衣服，状纸是用盛水泥的牛皮纸袋翻过来写成的，字很小，且潦草，不大好辨认。
标题却醒目，胸前的题目是“我的申诉”；身后的题目是“冤枉”，“冤枉”的后面用鲜红的颜色打着两个挺大的惊叹号。
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光着上身，包一块透明塑料布，蜷缩着蹲在地上望着披状纸的妇女笑，仿佛他不是来告状的，是来看稀罕的。
一个带两个孩子的男人，坐在地上，腿上垫着脏污的背包，正在赶写申诉书。
他用的是打卷儿的带横格的材料纸，材料纸上头印着某某县机械厂的字样。
李春光走过来时，一些上访的人打量着他，见他还年轻，不像个管事的，就没有拦他。
李春光一看到这些人，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的家乡，他想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他老家的人，有没有他所认识的父老乡亲。
十年动乱，哀鸿遍野，哪儿没有冤枉的人，哪儿没有屈死的鬼，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了大治之年，谁不急着伸冤雪耻呢！他真想找一两个上访者聊聊，倾听一下他们的觅屈，比如那个跪在硬地上的妇女，比如那个无衣遮体农民，他们肯定都有自己的冤屈，不然的话，他们不会早早地等在这里。
昨天临下班时，省委副秘书长通知，今天要研究起草一份关于要求各地市县正确处理大批群众上访问题的件。
近来上访者与日俱增，一些地方政府对上访群众不大负责，把皮球往前面踢，各地群众只得奔省城和首都。
据说到北京的上访者人满为患，接待单位只得像当年接待大串连的红卫兵一样，成立了许多接待站。
接待站住不下，北京只得在街头和公园里搭起一些临时性的上访接待站，接待源源不断涌向北京的上访群众。
有的中央部门被成群结队的上访者围住，连正常的工作秩序都被打乱了。
省委何尝不是呢，因为连日来上访群众拦车喊冤，弄得省委领导连小车都不敢坐了，连大门都没法进了，只得远远地下车，从后门进省委大院上班。
甚至闹出这样的笑话，一个大肚子的炊事员从正门进来，上访群众以为他是一个领导，前拉后扯地围住他申诉冤情。
无论炊事员怎样解释他是大师傅，是掌勺的，人家就是不信。
站岗的解决军战士为他开脱，说明他真是炊事员，人家还不放他走。
胖师傅被拉扯得红头涨脸，气喘吁吁，哭笑不得。
最后他恼着脸子赌了咒，说谁要不是炊事员，谁就是王八蛋，人家才放他进去了。
省委也专门设了接待站，可接待站哪里容得下呢，就连接待站那条街的街道两旁，都搭满了窝棚，睡满了人，简直像难民营一样。
李春光想，他要是找两个人谈谈，在研究起草件时或许会有更多的发言权。
但他知道，一谈起来他就会被人缠住，他就没法去上班。
他进了大院的侧门，正往里走，忽听女人的尖叫声。
回头看，门口停了一辆大屁股吉普车，车的两扇后门大敞着，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在一个中年人的指挥下，正一人一边架着那跪地妇女的膀子往车上架。
那妇女使劲往下打坠，拼命挣扎，喊着放开她，她哪儿也不去。
挣脱不了，她就大叫救命。
李春光退回来，问那个中年人怎么回事。
那中年人不看他，也不理他，只对那妇女说：“走吧，你的问题回去解决，在这儿跪着没用。”
他的声音并不高，透出一种克制的耐心，说着弯腰帮两个年轻人揪那妇女的裤腿。
妇女乱踢腾一气，喊着：“你们骗我，你们根本不解决我的问题！”李春光离那位中年人近些，问他这是干什么。
中年人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干什么的。
李春光说，他是省委秘书处的。
门口上访的人都围过来了。
那两个年轻人把妇女松了。
妇女躺在地上呻吟，不起来。
中年人说李春光不了解情况，不要管他们的事。
说这位妇女是上访油子，她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她现在是无理取闹，要把她遣送回.去。
李春光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
中年人说是纺织局上访接待处的。
一个年轻人介绍说，中年人是他们的处长。
李春光说：“你们这样做不太合适，让她回去可以说服教育嘛，这样强拉硬扯，影响不好。”
中年人很不以为然，说：“说得轻巧，你说服一下试试，看她听不听你的说服。
你阻拦我们执行任务，你叫什么名字？”李春光平静地说了他的名字，并说他是秘书二室的。
他问那位处长贵姓，处长没有回答，朝两个年轻人挥了一下手，钻进了吉普车。
车身大抖了一阵，冒了一股烟，跑走了。
在研究起草件时，李春光讲了他目睹的纺织局信访处用强硬手段对付上访群众的事，对这种粗暴做法表示了愤慨，说不管上访者如何无理，他们也不该用这种近乎绑架的办法强行带走上访者，这样只能使矛盾激化。
他建议件要写进这么一条，各地各部门上访接待处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热情接待上访者，都不得对上访群众粗暴无礼。
副秘书长认为李春光的建议很好，群众要卜访，是对党和国家的信任，而每一个接待来访群众的工作人员，都被认为是代表党和国家的，一举一动都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做到热情，慎重，稳妥，不能让群众失望。
副秘书长把起草件的任务交给李春光了。
件不长，李春光一上午就起草完了。
在室内传看修改过，一级一级呈送上去请领导过目。
件下发前，还要经省委常委讨论通过。
室里暂时无事，李春光提出到下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
领导同意。
省委有规定，机关每·一位工作人员，每年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时问不能少于两个月。
领导对每一位主动要求下去的干部都很支持。
下午，李春光接到张山从学校打来的电话，他们两个聊了几句。
他们两个是在大学的校园里意外碰见的，张山比李春光晚两年考进大学，也就是说，当张山刚步人大学校门时，李春光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
在校园里绿荫满地的小路上，他俩乍一碰面，都愣了一下，接着，四只强有力的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张山今年面临毕业分配，他想让李春光帮他联系一下，他想到省报当记者，说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记者。
借一次开会的机会，李春光跟报社的总编推荐过了，为张山说了不少好话。
他特别提到，张山在他老家插过队，他对张山比较了解。
总编对老三届考上大学的毕业生很愿意使用，基本上同意了。
总编并不是认为这类大学生的学识功底有多厚，而是他们吃过苦，有丰富的阅历和社会生活经验，这些东西在学校的课堂上是学不到的。
李春光把总编的意思传达给张山了，张山对李春光非常感激，一再把李春光喊成老兄。
李春光说，他记得他俩虽然同岁，但在生日上，张山还比他大几个月呢，他应该喊张山老兄才对。
张山坚持把李春光喊成老兄，他的道理是，在年龄上，他是比李春光大几个月，但在学业上，李春光是学长，学长就是学兄，他称李春光老兄足从学业和学识上论的。
李春光不跟他在谁兄谁弟的问题上掰扯了，建议他尽快写出一些新闻作品，等报社去考察他时，他就可以拿出发表过的作品，证实他的采写能力，不然的话，单凭嘴说，足没有说服力的。
张山还真的没想到这一层，他问报社一定要看发表过的作品吗？李春光说那倒不一定，但有作品总比没作品好一些，这是肯定的。
凭凭的不仅仅是毕业证书，还应该把凭倒过来理解，凭还是凭，凭章。
张山说谢谢老兄指点，又问新闻作品写什么呢？到哪里采访呢？李春光说，可写的东西遍地都是，比如张山原来所在的汽车修配厂，说不定就有新闻可写。
他问张山最近回去过没有。
张山说，他有两三个月没回去了，倒是他老婆时常带着孩子到学校看他，一来就给他送吃的，送穿的，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张山有老婆孩子似的。
李春光跟张山说笑话：“那是嫂夫人怕你变心，你可得注意点，不要让别人在你们之间插了足。”
张山说绝对不会的，别看他老婆长得不咋的，就冲他老婆也当过知青，也下过乡，他也要跟老婆共同走到底。
这一代人如果不互相帮衬，还指望谁帮衬呢！这话撞在李春光心坎子上了，他说张山说得很对。
他向张山打听，最近见没见过董瑞雪。
一提董瑞雪，他鼻音就有些重。
张山说，他好久没看见董瑞雪了，但董瑞雪的情况他略知一二，董瑞雪好像一直没谈对象，到现在也没结婚，都成了老姑娘了。
那么李春光就向张山打听范明宇的情况。
张山说，范明宇现在可是青云直上，范明宇的父亲摘掉右派帽子之后，范明宇很快就人了党，当上了矿山机械厂的团委书记。
李春光主要关心范明宇和董瑞雪谈恋爱的情况，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没有明问，只问范明宇结婚没有。
张山说这一点他不太清楚，好像是结了吧。
李春光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